在当前全球形势下，我国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形势政策和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焦点。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的对策，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稳定，为国家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1篇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推动脱贫地区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具体措施中，文件要求巩固提升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对记者表示，把乡村振兴与防止返贫有机结合起来，在去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已有提出，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是中国实践的伟大创举，关键词是“发展”，通过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不能单靠救济，不是单纯应急，而要注重长效机制，进行统筹安排，短期可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长期能够创造条件，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持续性的改善，进而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说。
这是我国宣布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的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在此基础上，如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文件从多方面给出方向性措施。
在资金支持方面，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提高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重点支持帮扶产业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强化龙头带动作用，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具备条件的可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
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鑫近期表示，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要进一步提高，在2021年已达到50%的基础上，2022年力争再增加5个百分点，达到55%。各地要因地制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带动脱贫人口就业较多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项目。完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加大安置区产业培育力度，开展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落实搬迁群众户籍管理、合法权益保障、社会融入等工作举措，提升安置社区治理水平。
目前有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区域短板。刘焕鑫说，各层级都要研究制定实施方案，统筹整合资源，打出政策组合拳，集中力量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国家层面将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选派科技特派团，实行产业技术顾问制度，有计划开展教育、医疗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并建立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监测评价机制。
有人问：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粮食保护价政策影响何在?要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模型计算。我个人的判断，如果按保护价但不是敞开收购，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也就是说市场粮价的回升点可能会出现得早一点。但就目前农产品供求总体状况看，农民要想从农业获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难。
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农作物会不会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很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对粮食生产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存在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基本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即使这几年少种一点粮食、改种其他农作物，问题依然存在。
我大体的经验判断是：根据目前粮食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在16．5—17亿亩之间。低于16．5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粮价会上涨；超过17亿亩，则会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因此，从总供求的角度看，粮食播种面积也就只有5000万亩左右的调整余地。
这几年粮食库存多了，确实可以适当减少粮食生产。估计粮食播种面积在一两年内低于16．5亿亩问题不大，因为有库存；但连续3年以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
这还只是从粮食这一个角度考虑，进一步要考虑：调减下来的粮食播种面积去种其他农作物，农民是否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比如棉花、蔬菜等已是供过于求。所以抑制农民增收的基本原因，还是市场需求制约和农民就业不充分。现在有些地方出现“抛荒”现象，就反证了这一点。
我认为对“抛荒”不必过分担忧，首先，“抛荒”面积在总体上很有限；其次，要看到“抛荒”是在粮食暂时供过于求、而其他农产品在市场上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实际上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移投入的一种应对措施。马克思说过，农产品价格是由劣等地上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出现供过于求时，劣等地退出生产是符合经济逻辑的。
当然，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引发“抛荒”的原因很复杂，农民种地的负担过重是诱因之一。但无论如何，“抛荒”没有导致供给短缺，这表明它主要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多数农民在当前确实难以靠农业来增收。
农产品的需求约束非常严重。比如全球粮食价格下跌自1996年初始，迄今已逾5年，仍处于低谷，很多品种目前的价格和最高价相比已跌去近50％，这似乎是全球性的粮食过剩。但从需求角度看，全球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所以讲目前农产品过剩，只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
但粮食有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重要产品，对它的判断仅仅依据人们有无支付能力是要出问题的。显然，如果完全从经济学判断，全球的粮食生产都应减少，更不用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应减少；但是从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粮食安全”概念来讲，目前全球的粮食生产未必能满足需求。因此，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仅按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
经济发展到今天，从平均消费水平看，粮食市场已经饱和，似乎应该减产。但是平均水平背后掩盖的矛盾非常大。比如说中国，拿城里的4亿人口和农村的8亿多人口比较，两者需求结构的差异非常大。除部分发达地区外，农民的食品支出仍在继续上升，尤其是肉禽蛋鱼这些动物性蛋白食品。
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虽然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但由于存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差距在扩大，这样的市场就很难对付。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一部分人来说早已满足了，而没有满足的人却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农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城镇居民，已经进入食品支出比重下降阶段，他们的支出将转移到新兴消费如住房、汽车、旅游、教育之类的行业。另外一个是，城市消费的发展非常快，但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消费基本与农业无关，比如城市高楼、轿车都和农业无关。
所以尽管城镇在快速扩张，城镇居民的消费在继续增长，但对农业的带动作用非常弱，很多农产品的消费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再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市场，这是个最大的制约。
但这个制约最终不只影响到农民，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困难就在这里。按农业的生产能力来说，足以保证4亿城里人吃饱吃好。但问题是有限的城里人对农产品的需求也有限，结果是相当数量的农产品过剩，这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收入上不去。
农民收入上不去，又带来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城里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农民买不起。这样非农产品也没有大的市场，最后就出现了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农产品相对于城镇居民是过剩的，而非农产品相对于农民也是过剩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8亿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4亿城里人消费不了，所以农产品过剩；而农产品过剩就导致农民收入上不去，因此4亿城里人生产的非农业品农民就买不起，最后是大家的市场都难以扩大。
所以，如果日益明显的收入分配、资源分配矛盾解决不好，第二、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就相互缺乏所需要的市场环境，各自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从这个整体角度分析，我同意“农民增收的途径在农业之外”这个说法。
第2篇
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相互影响，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所需食物，人类活动又反作用于自然环境。我们既要利用自然，更要保护自然，树立大食物观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过去我们对农业资源的过度和不恰当利用，造成了耕地退化和污染、水资源超采，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严峻挑战，也影响了食品质量与安全。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其一，大食物观强调资源利用的合理性。这意味着要根据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土壤类型、产业基础等资源禀赋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推进农产品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
其二，大食物观体现全方位利用国土资源的理念。我国国土资源广阔，资源类型丰富，保障食物安全既要向耕地要粮食，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又要向设施农业要产出，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生产向多元供给转变。
其三，大食物观强调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大食物观坚持生态优先原则，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更加注重环境友好、更加注重生态保育，从农业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出发，推动粮食生产体系从以高产目标主导向以绿色生态为主转变，依靠绿色技术缓解农业水土资源紧缺、降低农业环境污染压力，实现粮食绿色低碳生产。
其四，大食物观鼓励粮食减损和食物节约。“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保障食物安全，除了开源之外也要注重节流，减少粮食损失和食物浪费也是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随着生产分工的细化，特别是全球分工的深化，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实现绝对的粮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立足国内资源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不仅没有给国际粮食市场增加负担，而且有效分担了全球粮食供给压力，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大食物观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不断拓展国内资源保障食物供给，这既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全世界人民负责。未来，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为中国和世界粮食安全进一步作出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大食物观的重点还是粮食、基础仍是耕地、出路在于科技。“民非谷不食”，尽管居民食物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但粮食仍是居民食物的基础，不仅因为稻谷和小麦是重要的口粮作物，而且人类食用的许多动物性食品也是以谷物为饲料，因此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前提。“谷非地不生”，耕地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要用“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好耕地。科技创新是落实大食物观的根本出路，不论是提升传统食物供给能力还是创新人造食品，都离不开科技支撑，推动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领域的应用，是平衡人类社会需要和有限自然资源的必要措施，也是践行大食物观的必由之路。
第3篇
最近中央电视台连接报道了许多酒楼食堂的就餐人员，浪费大量饭菜食品的专题调查。所展场景触目惊心，浪费粮食巨大。为此，央视号召要大力提倡餐饮的“光盘行动”，减少粮食食品的无效浪费，回归理性消费。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关于粮食问题，我觉的太重要了。全国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连续多年的粮食丰收，国家也储备了一定粮食。但我认为目前仍然不能乐观。国家规定“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是十分正确的。
双亲去世有些年了，还时时思念着，尤其是母亲对我们四个子女的点点滴滴恩情今世难忘。小孙子四岁自已会独立吃饭，每次吃饭时，桌上地下都撒有不少饭粒。碗里往往还有半碗饭就不吃了。这时我会毫不犹豫地端起碗几口就把饭吃完了。但是，每次都会得到儿媳的反对：“大人不能吃小孩的饭，要折寿的，倒了这点饭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每当此时，就会想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困难，粮食紧缺和母亲的操劳。
1960年前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给刚有起色的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必须品都严重匱乏。许多物资都凭证凭票限量供应。排队购买商品是司空见惯。粮食供应更是如此。提倡“一干二稀”、“瓜菜代“。油脂、蛋白质摄入量少，二个妹妹发生了浮肿。在母亲的偏心下，有时我还可以吃上一个家养母鸡下的蛋，用米汤冲成蛋花吃。虽然，没有发生浮肿，但天天的“菜煮饭”已经让人吃烦了。母亲看在眼上，疼在心里。白菜、荠菜、萝卜和老南瓜轮换煮着饭吃，以此来调节口味。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走到家门口就闻到一阵阵的饭香。好似还夹着一丝丝的青香味。打开饭甑一看，白花花的米饭如珍珠一般。顷刻食欲大增。我急忙盛了一碗饭，放了点猪油，再倒入酱油拌和着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边吃边赞扬：松松散散的饭很是爽口好吃。但又总感觉其中含有什么东西，便询问母亲。母亲喜悦地说放了白萝卜一块蒸的。
原来母亲将洗净的白萝卜切成片再切成丝，又改刀成为米粒般大小的萝卜丁，然后掺和在煮过的捞饭中，放入饭甑蒸熟。我把母亲这种‘掺杂使假’做米饭的方法告诉了同学。他们家都纷纷仿效，说节约了粮食又好吃。掺了白萝卜丁蒸的米饭毕竟不如纯大米饭味正，时间一长也就觉得很乏味了。
那年秋收后，地处信江北岸沙洲地的傍罗乡，用收获的红薯抵交粮食征购任务。粮食部门将红薯运到各个粮食供应站，以每斤粮食指标折合6斤红薯，每人扣5斤粮食定量，供30斤红薯的规定，搭售给全镇居民。母亲把买回来的二百多红薯。一部分做成薯干片，是春节过年又甜又脆的传统食品。另外大部分红薯则变着花样吃。或蒸红薯或放在稀饭中煮着吃。那段时间集中供应红薯，家家户户都在食用红薯。欲话说：一个红薯三个屁。坐在教室里上课，此起彼伏的放屁声往往引来了一阵阵的笑声、责骂声。一天有个顽皮的同学在邻坐同学放了一声屁后，忽然站起来大声地说：“老师，又放屁了。”顷刻间引起哄堂大笑，老师很是尴尬。
参加工作来到粮食部门。母亲很是高兴，认为饿不死我这个管粮食的人。其实不然，记得到粮站报到上班，正是夏粮收购入库高峰的八月份。武夷山下的小小粮站，里里外外都是交粮的农民。而粮站只有5名职工还包括站长。为了应对繁忙的粮食收购，增加9名临时助征人员。人多了，收粮时间又长，丁站长决定伙食团改分菜分饭制为集中用膳，不分菜，打开饭甑吃。对于我这
样的正在长身体的“薄薄子”正是求知不得。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不知哪位快嘴的人秉告了粮食局。一个电话挂下来，不但制止不了这种吃饭不定量的用餐，站长受到批评，而且还扣除当季全站人员的综合奖每人9元多钱。不要小看这9元钱，在当时是一个人的月伙食费标准。
翻开中华民族厚重的史册，虽然也有过骄人的繁荣和昌盛，但饥饿、灾荒几乎在每一页都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民以食为天”，让老百姓吃饱饭是困扰中国政治家们几千年的一个难题。西方有学者曾多次断言：中国存在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养活不了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活了农业生产力，粮食及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解放后60年来，我国的粮食产量以每年800多万吨的速度递增。粮食产量连续跨过3亿吨，4亿吨和5亿吨三个台阶。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人均粮食产量达400公斤左右，超过世界人均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赞许说：一个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国家，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对世界也是个贡献。
粮食专家袁隆平院士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的突出贡献。他发现和研究海南野生稻，并利用其优势，发明了三系配套（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制种杂交水稻技术，以及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种植，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告别了短缺经济的中国老百姓正由“吃饱”向“吃好”过度。市场各种物资相对富足，粮食多了，农民卖粮又难了。粮食不抵价，农民有怨言。国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保护了农民种粮的收入。粮食多了，国有粮食企业压库增支，入不敷出，步履维艰。粮食少了不行是显而易见的。粮食多了又不好却是一个新课题。由此还衍生出“奢侈浪费有理”。说什么可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搞活经济，是贡献之举。于是乎有花数百上千的请吃，一桌酒席饭菜剩一大半。大桶大桶的菜饭，或成了喂猪的泔水，或直接倒进了下水道。这种消费不是浪费吗！于个人讲，空耗了金钱、牺牲了自已的劳动果实。从大局讲：无意义的空耗资源等于是加重了大自然有限资源的消耗，也有悖于“勤俭持家，勤俭建国”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德。我们应牢记“两个务必”，没有理由奢侈浪费，穷耗资源，提倡积极的适度的消费，节能降耗，低碳生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应该以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为目标。否则容易造成粮食生产波动，一时粮价节节上升，供求一度似乎偏紧。一时又谷残伤农，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国家粮食生产始终得到各级领导重视，既有“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又有“耕地面积保护红线”，确保粮田面积不减少。同时涉农费税全免，减轻农民负担，还有39项涉农补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又上来了。难怪乡下的外甥告诉我，他不再东奔西跑外出打工了，回家种田再搞些养殖，全年经济收入一样不低，又能照顾家庭。真是适逢其时。
第4篇
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而言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必须居安思危，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要认识到，我国粮食供求仍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品种供给结构性短缺，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依旧存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我国发展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越是风疾雨骤，越是惊涛骇浪，就越要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筑牢大国粮食安全根基。
从国内需求研判，我国粮食呈现供需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消费需求从“吃得饱”向“吃得好”逐渐转变的同时，也使得粮食供需关系出现了两对结构性矛盾。一是低端产量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口粮安全与改善型需求的矛盾。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必然导致食物消费结构进一步向高质量改善型需求升级，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将会越发突出。
从国内供给研判，粮食增产空间面临硬约束。一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是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耕地面积距离18亿亩的耕地红线越来越近。二是耕地质量明显下滑。由于高强度利用，我国耕地基础地力也呈现下降态势，东北黑土地退化、南方耕地酸化、北方耕地盐碱化等问题尤为突出。三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社会效益高但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足。部分农村地区出现耕地撂荒、耕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等现象。
从国际供给研判，国际粮食供应链稳定性不容乐观。新冠疫情蔓延和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对全球粮食供应体系造成很大冲击和影响，国际粮价出现大幅波动，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我国部分农产品例如大豆对进口的依赖度较高，且进口对象国家高度集中，国际形势变化必然对我国粮食进口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影响我国粮食供给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第5篇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加快推进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强化精准鉴定评价。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实行“揭榜挂帅”“部省联动”等制度，开展长周期研发项目试点。强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开展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试点。贯彻落实种子法，实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对记者表示，种源问题和种业发展问题事关大局，事关根本。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到“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高度，这次中央一号文件又用“关键”和“核心”两个词叠加的方式，超乎寻常地强调了种源技术攻关的重要性。“这样的表述一点都不过分，种源对于农业而言，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工业领域的芯片。”
在强调种业重要性的同时，受访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种业技术与国外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仍存在“卡脖子”风险。
杨建文说，优良品种的培育，是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技术结合的结果。中国在作物功能基因组学、农作物强杂交优势利用、绿色超级稻培育技术领跑，但育种领域综合水平仍然较低。
在田亚雄看来，目前，我国种业所面临的瓶颈和壁垒主要表现在产出效率方面，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与海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比较大。
近年来，围绕种子为核心的政策不断出台，全力发展种业的政策风向明显，如农作物转基因安全证书颁发加速、《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新种子法修订完成即将施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等4部规章内容扩大至转基因范畴。
去年农业农村部研究制定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了种业振兴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一揽子安排，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推动我国由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迈进提供了路线图、任务书。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二级巡视员谢焱表示，今年在主粮，包括大豆、油料等方面，国家将新认定一批基地，支持一批基地来满足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需求。
华西证券认为，在政策暖风下，种业基本面改善的预期较为完善，种业相关上市公司或将迎来重要政策窗口期。
杨建文建议，国家可从种质资源的普查收集和精准鉴定入手，启动持续性的合作攻关，迅速形成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并创造相应的制度条件。“加紧努力，多方合力，有效发力，从源头上，从根本上，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打好基础。”
